陈夏红：口述史与自传创作：以江平和陈光中自传为例 |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三期）预热（十）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三期）
陈夏红，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
甘肃岷县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审、编辑部主任，硕士生导师。全国人大财经委破产法修改起草组成员。国际破产协会（INSOL）、欧洲破产协会(INSOL Europe)、美国破产学会（ABI）会员。早年从事法律人物相关研究，协助江平先生完成《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协助陈光中先生完成《陈光中口述自传》。著有《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政法往事》《风骨：新旧时代的政法学人》。编有《钱端升全集》《法意阑珊处：20世纪中国法律学人自述》等。近年主要从事破产法研究。著有《破产法常识》《破产法札记》《破产企业职工权益保护：模式、情境与程序》。编有《破产法信札》及“破产实务前沿”系列出版物。知识星球“破产法百家谈”主持人。在澎湃财经频道“澎湃商学院”栏目，开有专栏“破产法的温度”。
中国人民大学口述史研修班（第三期）
口述史与自传创作：以江平和陈光中自传为例
江平和陈光中都是我国著名法学家，我非常有幸和他们一起完成两部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和《陈光中口述自传》。本次讲座将以这两部自传为例，探讨口述史与自传创作之间的密切关系。口述史作为一种重要的历史研究方法，通过对当事人的访谈来获取第一手资料，能够帮助唤起自传作者的记忆，发掘鲜为人知的故事，获得生动翔实的细节。访谈者与作者的互动，能激发新的思考，发现意义深远的主题。自传写作则是一种传记文学体裁，作者以第一人称视角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能够梳理口述史访谈的内容，构建连贯的叙事，表达独特的感悟。作者能自主选取重点，塑造鲜明的形象，传达弦外之音。《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和《陈光中口述自传》两书正是二者结合的范例。一方面，口述史访谈为自传提供了丰富素材；另一方面，自传写作又对口述史形成了必要提炼。总之，口述史与自传写作之间存在多维度的联系，二者的有机结合，能为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和《陈光中口述自传》介绍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不仅忠实记录了江平八十年的沉浮与枯荣，也涉及其亲历的众多历史事件；不仅是江平治学历程的全记录，更是中国法治进程的缩影。江平先生的八十年，不仅仅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人生阅历，更锻造出一种只向真理低头、绝不向命运屈服的精神。
陈光中先生回顾了九十多年孜孜不倦、追求法治的人生历程以及对“一个人不应只为自己活着，要为社会、为人类做出贡献”的人生信念的坚守，表达了对中国刑事诉讼法学持续繁荣发展、铸造学术辉煌的美好期望，并表示将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奋斗终身。
《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
江平口述 陈夏红整理
法律出版社
2010年9月
“沉浮与枯荣”这个书名，来自江平先生自己写的一首词《临江仙·悲歌》：“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天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只向真理低头。我只坐在法律一边。我所能做的是呐喊。不说违心话，不做违心事。我的中国梦，就是法治天下。如果来生再让我选择的话，我还要选择在大学当教授。——江平
江平，1930年12月生，浙江宁波人。教授、博士生导师。毕业于燕京大学新闻系，莫斯科大学法律系。1983年-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曾担任七届人大常委、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88年-1992年任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2001年10月12日，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
江平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2月19日12时28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江平是中国法学界的精神支柱，是一位泰斗级的人物，影响早己超出了学术的范畴。作为中国民商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建树卓著，参加了《民法通则》的制定，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组组长，是《民法典》编纂负责人，在《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的制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他是著名的法学思想家，从事了变革时期法律学术奠基工作，在不同时期都担当了旗手的角色；他又是著名的法学教育家，不仅是他所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的杰出奠基人之一，而且也是中国当代法学教育的先锋人物；他更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活动家，他的身影，活跃于立法、司法、政府、企业等各个角落，秉持知行合一，不遗余力地参与社会实践，尤其是法制建设活动。（中国经济周刊评价）
本书自序
江平
近三十年来我在学术领域有所成就，可能与两个人的启迪有密切关系：
一位是李慎之先生。我与李慎之先生交往只有五年，那是七届全国人大（1988～1993年）法律委员会期间，他是法律委员会委员，我是法律委员会副主任，经常在一起开会。他那"右派"经历与燕京大学的学历和我相同，再加上我们对政治的看法完全相同，所以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在我们去贵州视察工作的途中，他对我说:你们搞法治的，最终会发现法治的困惑在于政治，法治离不开政治，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你们是绕不开的。这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也促使我更关心国家的政治制度的改革。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核心之核心。
另一位是吴敬琏先生。我与吴敬琏先生交往和合作，从北戴河中央召开的社会科学专家座谈会算起，也快十年了。我和他是同龄人，在中国改革面临的问题和出路上，我们的见解是惊人的一致。他常常讲，中国的市场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是国家的过度干预，市场过度依赖于国家的公权力，就会造成"权贵市场经济"，所以他大声呼喊市场经济需要法治。我从经济学家那里得到了启示并得到了大力的支持，即中国现今私权的保障，仍是市场面临主要问题。
从李慎之先生和吴敬琏先生身上，我看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个品质：一个是独立的精神，不屈服于任何政治压力，敢于独立思考；一个是批判的精神，以自己的学术良心，敢于批判现实。在人生已届80岁时，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切切实实地继受这两个品质，高举独立的旗帜，高举批判的旗帜。
往时，曾参加过王铁崖教授80寿辰的纪念活动，那时，我是以晚辈身份去参加的。今天，人们以我的80寿辰做纪念活动，我是以长辈身份来参加的。从1956年从教以来，我的学生中已经退休的就难以计算；从1979年复校以来，我的学生中在政法岗位上的数以千计；从1991年我开始招博士生以来，将近20届的博士生也有近百名。我的弟子们总是劝我写一本回忆录，将我的经历留给后代。我一再犹豫之后，还是答应下来。起始是自己动手写的，把我参与立法活动的经历写了约十章近十万字左右，又彷徨起来了，这些破烂东西有谁去看呀？一停笔就是半年多。后来我的学生赵旭东和其他学生们结合我八十寿辰的纪念活动，给我配备一位助手，由我口述、他记录整理、我再修改的方式，形成了这本40多万字的自传。感谢陈夏红先生的辛勤努力，使我的自传在我80岁生日的2010年正式问世，也算是自己人生的回顾与总结吧!出版成书后，叫个什么名字呢？我自己诗词集中最喜爱的一首是《临江仙·悲歌》：
"千言万语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于是，从中选择了"沉浮与枯荣"作为书名，讲述了自己80年的"沉浮与枯荣"。
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也不那么重要了，希望这本书能够给法学界的后辈们有所启迪，那就不辜负写这本书的初衷了。
谨以此序献给亲爱的读者。
（本文为江平先生传记《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的自序）
本书推荐语
江平教授执教生涯回顾
终生不悔——四十年执教有感
江平
（本文原载于《中国政法大学》校报1996年5月20日）
1956年，我跨进了我校前身——北京政法学院的大门。今天，我执教生涯整整四十年了。四十年中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是从事我所学的法学专业，而当我再度走上法学讲坛时，已是年近半百。近年来常与国外学者接触，40多岁的教授，已是著作满案，无端的政治运动，误我黄金学术年华。缺乏扎实深厚的学术功底，是教师的最大不足。自己看的书还不如青年学子读的多，又何以教人，何以指导他人。四十年执教之最大遗憾，莫过于此。
我记得读过的一篇文章写道：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战战兢兢，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踌躇满志，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在快要退出历史舞台时，饱经风霜，却又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了。这种人生心态当然说的绝对了一些，但不失为一种轨迹。我起先总不明白为什么古人教训我们的美德“礼义廉耻”中有这么一个“耻”字，耻算什么美德!后来才懂得耻者，不足也，知耻而后勇。美德中不写“勇”而写“耻”，大概是因为勇可以是匹夫之勇，而知耻之勇才是最大的勇。人的动力正在于此，不忘国耻者，才能拼搏报效祖国；不忘己耻者，才能拼搏完善自我，执教更是如此执教有如人生，总离不开追求真、善、美。
真，就是真理，追求真理，只服从真理，只向真理低头!真理是没有阶级性的，不能说无产阶级必然掌握真理。下级可以服从上级，但并不能说真理必然掌握在上级手中，少数服从多数也不等于真理必然是在多数人一边。真理不能盲从，只有经过比较、分析、思考、辨别的过程，才能更接近真理，一种声音、一种思维是得不出真理的。真是真情，纯真之情，不加虚伪，不加矫揉造作。文字能表达真情，语言更能表达真情。一篇文章可能比一堂课更精练，更富于真理，但学生听一堂课成效可能要比看一篇文章更有收获，原因就在于教师是以情感在讲授，若如播音员般宣读，又何异于作文章呢!教师之讲课犹为真热情之进发，内心渲泄，传之以真理，感之以真情!
善，是完善，一堂课犹为一件艺术作品，艺术作品是要精雕细刻的，力求无一败笔，无一赘笔；一堂课也要力求不要讲套话、废话、多余的话!教师犹为艺术家一样，每堂课，每件艺术作品都维系着社会对他自身的评价。工人制造的伪劣产品，影响的是商标、产品的信誉，而教师制造的伪劣产品，影响的是他自己的信誉。善就是风格，文章要有自己的风格，讲课也有自己的风格，没有风格就是千篇一律，就是等同他人，就是“嚼别人嚼过的馍”。而嚼别人嚼过的馍是不香的!
美，是师德，师德之最主要的是热爱自己的教师职业，可现今以在高校作教师为第一志愿者太少了。我的博士生中有来自台湾的。一天各自谈自己的毕业后的志愿，不少大陆的博士生以毕业后从事政府机关、公司工作为目的，而台湾的博士生却多以能在大学任教为第一志愿。事实上一个正要毕业的台湾博士生也已经努力在东海大学谋得了一个教席，只有热爱自己职业的人才会真正拥有自己职业的道德。
只有以教师为光荣的人才会倾注其心血于育人。美，也是气，大学是最高学府，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一些号称常青藤大学里看到的校园文化气质，学生的文明气质，尤其是教授的优美气质，确实是一般市民阶层、商人阶层所不可比拟的。只有教师高度文明才能带来学生的文明，校园的文明，大学教授应是文明的表率，知识的化身，有他应当具有的气质与风度!
四十年的执教，行将划上句号，当然经历了风风雨雨，磨磨难难，但对于我所选择的道路，此生不悔!如果让我来世重新选择职业的话，我仍将以作一个大学教授为第一目标。
本书内容节选
沉浮与枯荣 ❂
我现在所能够为社会做的还是呐喊，我现在的社会使命是呐喊。在我力所能及的时间内、范围内、影响力的度上，我尽量为中国现代应该有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做一些呐喊。呐喊总是能起到一些作用。（江平）
1930年12月28日，江平出生于大连，原名江伟琏。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五。童年时，父亲一直在大连工作，他在那里度过了七年时光。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带着全家先去了上海，后面又辗转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江平初中就读于艺文中学，高中则在著名的崇德中学，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读高中时需要住校，当时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好在这里有当时北京中学中唯一一块标准足球场，精力旺盛的青年们就在足球场上肆意奔跑，把多余的精力消耗之后再去上晚自习。1948年，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因为“新闻像我的性格一样奔放激情”，成为一名记者是他当时的理想。学习之外，他加入了学校足球队，司职右前锋。入学不久，他就因加入反抗国民党政权的青年组织而被迫辍学。北京和平解放后，他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为了工作便利，他改名“江平”。
一年之后，江平与刚刚回国的陈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以说，人生的起步阶段，他走得顺风顺水，这也与他后来的人生际遇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
扼腕叹息，失去宝贵的二十二年
1957年时政治气候发生了明显改变，但江平此前一直在国外留学，对这方面并不敏感。5月31日，他向学校陈书，坦诚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被打成了学校第一批“右派”。当时学校在礼堂开大会，讨论他为什么会成为右派，从留学、教学上实在找不到原因，就说他是在教会高中、大学读书，“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毒害”。那时，陈绥刚跟他结婚一周时间，一下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陈绥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本身成分不好，现在丈夫又成了右派，她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结婚一个月后，妻子提出了离婚，江平虽然心如刀割，也只能无奈答应。后来回忆起这段历程，他说“世间的悲惨最多也就这样了吧”。然而，更多的打击接踵而至。他被安排到北京西山去放羊、背粪，没日没夜地劳作。有一天，他下山去抬钢管，由于实在太累了，连火车经过时的刺耳汽笛声都没听到，结果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那个瞬间，人就像漂浮在海面上，迷迷糊糊，连疼痛也察觉得不清晰。他还问旁边人：“我有没有救啊？没有救就算了。”虽然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一般人遭受这样的打击早就被击垮了，江平反而豁达了起来，对一些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段苦难的人生经历，让江平有了更多表达和倾述的迫切愿望。他读了很多诗词和古典文学，也写了很多诗词来直抒胸臆，像《五律·劳动》《七律·归途骑车遇大风》等，生动地记录了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后来，以这些作品为主，编成诗词集《信是明年春自来》，序言上这样写道：“好的诗词总是来自逆境。”
如鱼得水，重返神圣课堂
复校之初的北京政法学院，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和教材缺乏。当年的教学骨干大多被打倒、平反后还能上讲台的没有几个人，后来留校的学生很多基础薄弱、教学比较差，像江平这样的老师就成了稀缺资源。江平也是如鱼得水，很快投入到教学之中。有一次，江平到学校图书室里去找资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俄语版的罗马法教科书，仔细端详才发现，这正是他从苏联带回国、后来又被迫上交的，没想到还被保留着。他如获至宝，以此为蓝本写成了自己第一本学术著作《罗马法概论》。后来，他担任了民法教研室的负责人，工资也增长了，家庭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在教学上，他敢于突破禁区，在1982年前后率先开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民法的理念引入了国内，很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他曾经引用德国法学家耶林的名言：“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一次。”江平认为，罗马法蕴含的人文精神、人道精神、人权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也是为中国社会所需要的。法大校长，成为永远的标签
1988年，对于江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这标志着他不但在职务上、也是在影响力上，都走上了巅峰。作为校长，江平始终把教学作为治校的根本，苦口婆心劝说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而不是去政府当官、去社会上当律师赚钱。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大家不要去比谁官当得大、钱挣得多，要比就要比贡献、比做人。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很多优秀学生都留了下来。他大力推动学生自由择课、自由择师，营造一种开放的教育环境，促进教师队伍的优胜劣汰，给年轻教师脱颖而出创造机遇。江平担任了《行政诉讼法》立法组组长，经过深入研究，率先提出从实体法改到程序法，改变了行政立法的模式。草案全文通过媒体公布后，收到各种意见430多份，明显分为两派：一派大多是政府官员，认为民告官太厉害了，影响政府运转；另一派大多是学者和老百姓，认为这是大势所趋。1990年4月，《行政诉讼法》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获得通过，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一条重要法律。
教书育人，始终乐在其中
1991年，江平获得了博导资格，到2010年招完的那届博士生，指导博士生20多届，共计100多人。开始法大民商法方面只有他一个人有博导资格，所有的课都得全程上，带博士的主要方式就是结合立法项目和科研课题搞研究，很多研究成果都能够运用到实际立法之中。后来，随着有博导资格的老师数量增多，以及不再从事立法工作，他带的博士数量就少了，基本上每月把大家召集到家里开一个“圆桌会议”，交流学习心得，围绕学术问题进行交流。让江平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带的博士生中，基本上没有官员，也没有混文凭的，大家都是奔着搞研究来学习的，毕业后也大多事业有成。作为江平的第一届博士生，法大教授赵旭东对他的教学、治学十分敬佩，认为他在学术高度、学术独立、学术宽容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能够给学生带来非常深刻的教诲和启发。在考博路上，有不少是慕名前来、立志非江平当导师不可的“学术粉丝”。陈波曾经是贵阳的一名警察，本来工作稳定、人际顺畅，但他却不想在这条一眼看到底的轨道上走下去，特别是无意中读到《江平文选》后，受到江平人生阅历和学术思想的激励，干脆辞去了公职，连续考了六次江平的博士。到了最后一次考试，连江平都建议他如果没考上就别考了，可以收他为门外博士弟子，遇有问题随时都能上门请教交流。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陈波终于在第六次考博中成功“上岸”。在江平的生日寿宴上，陈波和其他学生一起大声喊：“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您的学生!”大家都泪流满面。教书育人之外，江平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激情洋溢的演讲每每让听众留下深刻印象。每次接到邀请，他都要认真准备，哪怕是只有15分钟的陈词，都要准备上好几天时间。他的演讲很少说枯燥的法学原理，而是融入大量的社会热点事件，寓理于事，用精炼概括的几句话就能够洞悉并揭示出疑难法律问题的真相和本质，让听众很受启发。法学教授龙卫球评价说：“江平是个思想性的人，演讲喷发着思想的火花，具有思想和材料融合的特点，是一种以材料探寻问题、以知识启发思想的风格，很容易在具体层面上进入听众的内心，又不陷入细枝末节，始终给人以一种自我思考的余地，听众莫不为之倾倒。”江平曾出版过两本文集，一本叫《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另一本叫《私权的呐喊》。两本书都以“呐喊”为名，不由让人想起鲁迅先生那种忧国忧民、唤醒众生的志向追求。江平的“呐喊”，更多的是希望法治精神、法治理念能够得到普及，“法治天下”的梦想得以实现。他认为法律学者应该有独立思考、理性批判的精神，否则就会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应该把服从真理摆在第一位，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科学。2009年，《中国新闻周刊》评出“十年影响力之民主法治人物”，江平榜上有名。娴静舒适的晚年生活
人到老年，要不要留一份回忆录，给自己的学术人生打个结，是江平纠结很久的问题。法大领导认为切身经历中国法制建设历程的人不多了，一直鼓励他好好写下来，并安排了一位学法制史的博士做他的助手。经过两年多的采访，江平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于2010年出版。江平也是如释重负，认为自己能够留给人间的，也就一本自传、一本诗词集、两本“呐喊”而已。很多年轻的学子，也通过这本书了解到这位法治老人的磨难与坚守、坎坷与奋斗、荣耀与屈辱。陈夏红：“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
《陈光中口述自传》
陈光中 口述 / 陈夏红 整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
ISBN：9787301346341
《陈光中口述自传》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的口述自传，由陈光中先生口述、陈夏红整理完成。陈光中先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泰斗，著名法学家。在其九十多年波澜壮阔的人生中，陈光中先生始终坚守底线，知进退，有取舍，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中国的法治建设献策建言，为推动我国司法和法治的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改革开放后，陈光中积极投身于我国刑事诉讼法治体系的现代化，为每一次《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修正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
《陈光中口述自传》以陈光中先生的学术人生为经纬，结合其人生经历中的重大经历和关键点，采取口述、编辑、扩充等多种整理技术，为读者呈现出一部可读性强、历史感厚重的自传精品。
本期推送陈夏红老师的“整理手记”，让我们一同重温这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对话，品味其中的点滴细节与温暖瞬间，感受历史的厚重与人文的温度。
文 / 陈夏红 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
能够有机缘跟我国刑事诉讼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先生合作，协助先生完成这本口述自传的整理工作，我深感荣幸。我既非其亲传弟子，亦非刑诉同行，按说这样的天赐良机轮不到我。然而，三生有幸，我居然成为那个被选中的幸运儿！
这既是先生对我的厚爱，也是冥冥之中上苍对我的眷顾。
就口述历史的撰写而言，口述者就是一座富矿，但能否通过最终口述，挖出口述者背后的宝藏，取决于时缘、机缘、人缘，非得天时、地利、人和全占尽而不能成。成功的口述历史合作是相似的，不成功的口述历史合作各有各的失败。正因为如此，在口述历史领域，每一次合作机会都弥足珍贵。感谢先生的信任，把这黄金般的合作机会留给我。
我们展开这项合作时，先生已九十高龄，我也已届不惑。我们之间相差五十岁。我们的访谈与交流，可以说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对话。
萧乾有本书叫《人生采访》。在我看来，协助先生完成其口述自传，恰恰是一次漫长的“人生采访”之旅。这次弥足珍贵的合作机会，不仅满足了我的好奇心，同时也为读者展开了先生九十多年的人生画卷。神游其间，我深感幸运：作为后学晚辈，我不可能重复先生的人生；但通过口述访谈，我又有机会深度走进先生的人生，近距离感受他这一生的坎坷，观察他这一生的成败。正如苏芮的歌曲《牵手》中的歌词，“因为路过你的路，因为苦过你的苦，所以快乐着你的快乐，追逐着你的追逐”。这一切，犹如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去模拟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
自始至终，我都是怀着这样一种感恩的心态，认真地完成这本书的所有工作。我很荣幸作为一名采访者、记录者、传播者，用文字刻画出更为真实和丰满的先生形象，把先生漫漫人生路上的喜怒哀乐，用尽可能清通的文字，呈现给读者。
陈光中先生是1930年生人。他的成长经历，恰恰与中华民族历史上波诡云谲的那一段历史重叠。改革开放之前，他的人生在历史和政治的惊涛骇浪中浮浮沉沉，有时卑微如蝼蚁，有时坚韧似金刚。好不容易迎来改革开放，年过半百的先生枯木逢春，致力于在学术界立功、立德、立言。机缘凑巧，则执掌学务，为公共学术事业开拓疆土；功成身退，则回到书斋，潜心治学，通过一本本专著、一篇篇论文，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制的现代化和人权保障事业殚精竭虑。先生后来之所以能够通过学术生涯拓展人生的厚度与高度，与其早年的磨练不无关系。
陈光中先生的人生经历与学术生涯，有比较明显的个性化特征，也有自己安身立命的智慧。在绝大部分事情和问题上，先生不属于激进主义者，但绝对不是保守主义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是一个和稀泥的人，不会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他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作为刑事诉讼法学领域的泰斗，他乐于看到自己的学术观点转化成改革措施，但不会为了自己的观点被采纳而曲意迎合、“自废武功”。如果一定要选个界线，他更多的是站在相对中庸的立场上，往前一点。这种风格，使得他的学术视野具有开放、前沿的一面，高瞻远瞩，立意高远；也有“接地气”的一面，求真务实，脚踏实地。
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国度，刑事诉讼法承载了太多的诉求，其现代化历程注定步履维艰。刑事诉讼法律体系既是治国重器，又是民权宪章；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既要限制权力，又要保障权利；既要程序正义，又要实体正义；既要强调国情，又要顺应大势……在这样一个价值多元、诉求混杂的“荆棘丛”，先生就像盗火惠人的普罗米修斯，默默忍耐，久久为功，“功成不必在我，功力必不唐捐”。
口述历史是个技术活。2020年8月20日，我和先生正式达成合作意向。原本打算一年左右就完成的工作，因为杂事缠身、新冠疫情隔三岔五阻隔，再加上我骨子里的完美主义情结，采访还算快，但整理进度特别慢，不期然拖沓了近三年时间。
这本口述自传的撰写工作，大体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访谈
在前期沟通时，我曾冒昧但认真地对陈光中先生提出一个要求：在口述访谈中，应力求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哪怕有的内容将来不能体现在书稿中。从技术层面，“我”作为口述历史的整理者，需要成为距离历史真相最近的观众。对于历史作品来说，求真是第一前提，任何隐匿、回避或者粉饰，都会与历史的本质背道而驰。先生一度精研史学，对此当然了然于胸，因此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在整个访谈中，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哪怕是有点尖锐的问题，先生也从不回避。
整个访谈过程中，陈光中先生十分配合。每一次访谈前，我们会提前商量并确定好采访的大致主题，我也会做基本的背景材料阅读和问题准备。在访谈时，先生通常会先按照我们事先确定的主题展开口述。在口述过程中，我则视必要，通过提问、激将、评论、回应等采访的“雕虫小技”，引导先生在我认为有趣或者重要的问题上多驻留片刻，尽可能打开“话匣子”。我则一面细心聆听、认真记笔记，一面随时准备适时提出下一个问题。
跟其他诸多前辈的自传相比，在整个口述历史访谈过程中，先生更多展现出作为学者严谨的一面。熟悉先生的人都知道，先生并不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在大部分情形下，先生都习惯言简意赅，平铺直叙，严谨周全，滴水不漏。另外，毕竟先生年事已高，对于一些细节不记得或者想不起来，也是常有的事。
当然，偶尔聊到特别熟悉的细节和经历，先生兴之所至，讲述时也会眉飞色舞，绘声绘色，动心动情，我相信读者诸君在阅读过程中，一定会从那些灵动的片段中感受到这些瞬间。
在访谈陈光中先生的中后期，当时还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路旸，成为我访谈的小伙伴。这段缘分的背景在于：在口述自传项目启动之前，先生已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约定出版其传记，并确定由其高足张建伟教授撰写。路旸是张建伟在清华大学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受导师委托，为先生传记的撰写开展前期资料搜集工作。为避免先生对经历的重复讲述，我把前期独立采访的部分录音直接提供给路旸，后期的采访则是我们一起完成的。
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在与我达成合作意向前，陈光中先生曾安排他的不同博士研究生，对其部分人生经历，完成初步的采访与整理，形成了一些素材。先生表示，这些素材可以直接使用，我和先生的合作协议中也对此作了明确约定。但在具体采访和撰写过程中，我基本还是按照自己对相关问题的理解重新访谈。在本书撰写过程中，除了由张建伟教授执笔完成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内容部分成为我整理的底稿外，我基本没有使用原有的素材。但无论如何，这些“先驱者”的前期工作，一定程度上还是节省了我大量时间和精力。在这里向参与这些前期工作的陈门高足张建伟、唐彬彬、谢丽珍等，致以谢意和敬意。
第二阶段，整理
在整理过程中，我需要结合口述访谈的文本，辅以资料和文献，在线性叙述的文字中，延伸先生的经历与传奇。唐德刚尝言，口述历史是“三分口述，七分史料”。不管如何安排比例，都需要在原始访谈和文献参酌之间找到平衡。
尽信口述，容易被可能的记忆误差带偏、带错；尽信文献，容易隐去细节和故事，让本该鲜活灵动的口述史，变得死气沉沉。另外，过多参引学术著作，也会使得口述自传丧失其灵气。尤其像陈光中先生这样的口述历史访谈对象，其口述史更需要在简洁的访谈、等身的著述以及林林总总的文献中，合理安排各自的比例。
这毕竟是一部口述自传，而不是一本学术专著，所以在整理过程中，面对先生卷帙浩繁的著述，我尽可能避免过多参引。先生学术思想的精华，在其诸多专著以及四卷本《陈光中法学文选》中都有辑录，感兴趣的读者自可以移步阅读。
在这本口述自传整理期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反反复复，尤其是2022年6月，北京疫情再起，中国政法大学封闭月余。当时我正全力以赴撰写这本书稿。有校难返，我心急如焚。感谢北京京理律师事务所杨大勇律师收留，为我在该所会议室辟出一块可在疫情期间“上自习”的宝地。
初稿的整理工作，在2022年12月底告竣，共计38万字。
还需要感谢陈光中先生的学术秘书刘旭红。按照先生的指示，刘旭红在整理阶段提供了先生的部分著作。
第三阶段，联合校订
经过“阳康”和春节期间的短暂休整，2023年2月到5月间，我又和先生通力合作，共同完成校订工作。
对于口述历史作品来说，校订是一道不可或缺的工序。我和先生都希望能够通过共同校订，确保定稿的内容和质量。但对于九十多岁的先生来说，38万字的初稿，要逐章、逐句、逐字审阅，工作量不可谓不巨大。我甚至一度心里暗忖，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先生并不畏难，也不偷懒，信心满满，坚持通读。对此，我感佩万分，乐助其成。
因此，在近四个月的时间里，除了必要的出差，几乎每天15：30—18：00，我都风雨无阻，准时来到先生府上，跟先生共同工作。共同校订的过程给了我另一个特权，让我可以更加深入地与先生一起共度时光。这也算是一段学界奇缘。
在技术层面，通读书稿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确保陈光中先生能够看清书稿。随着年事增高，先生视力衰退。四号字我们通常看来已经够大了，先生阅读起来还是十分困难。经过几次尝试，我们发现二号字打印书稿，可以确保先生能够看清。我把全部书稿打印出来后，第一次感觉到一本书原来真能厚可盈尺。
在校订的时候，先生审读，我则抱着电脑在一旁恭候。先生凝神细读时，我几乎一言不发，偶尔顺手处理点不需要特别专注就能完成的冗务。先生若有疑问，我则随时解释。先生若认为有些句段词章需要删减调整，我则按照先生的想法加以润色。如果有重大改动，我会大声朗读，待先生确认后，再统合到书稿中。
当然，先生的意见也不是都会被采纳。我也会从书稿质量和读者阅读体验的角度，提供管见。有的时候甚至是力陈己见。好在先生虚怀若谷，对于我比较合理的“反驳”，常会从谏如流。
对于校订阶段先生提出修改意见较多或者需要较大改动的篇章，我会按照先生的意见，较大幅度重新修订并请先生再度审阅确认后，再统合到书稿中。
为便于存档，在共同校订过程中，我对哪儿有改动、怎么改、先生怎么解释、删节了哪些字词句段等细节，都做了翔实的笔记。这些校订笔记，加起来也有近15万字了！
第四阶段，统稿
和先生共同校订结束后，我在前期共同校订的基础上，又逐字逐句通读全文，在文字上作了技术性的润色。在这个阶段，我只是专注于文字润色、内容调整以及冗赘信息的删削，内容上没有大的改动，更未擅作加法。
完成这些工作后，全书定稿，进入出版流程。
从作者的角度，完成了绝大部分工作后，到了该向读者谢幕的时候。用使徒保罗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些工作的质量如何，读者诸君当然最有发言权。愿每一位读者都能够从先生波澜壮阔的人生经历中，汲取到生命的养分。
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刚刚度过四十二岁农历生日。在先生四十二岁的时候，中国正在“文革”的暗夜，先生远走南宁，在广西大学教历史。在此之后，先生则迎来命运转机，为后面五十年的人生历程写下了浓墨重彩的记录，达到人生的新高度。先生用他的亲身经历教导我们，随遇而安，顺势而为，甘于寂寞，不怕重担，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人生。
因为这本书的撰写，客观上确实少了很多陪伴家人的时间。很多时候我只能在朋友圈里带娃，绝大多数时候，我都青灯黄卷，运指如飞。感谢海艳、看看、笑笑的理解与陪伴，感谢所有家人们的支持。
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蒋浩副总编及陈康编辑为本书出版所做的所有努力。先生年轻时求学于北京大学，其晚年口述自传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正好形成人生的闭环。
陈光中先生的绝大部分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都是在中国政法大学度过的。蓟门桥畔的小月河边，京郊昌平的军都山下，都留下了先生的背影。
在此，诚挚地祝福先生：
福如小月长流水，寿比军都不老松！
口述者简介
陈光中
1930年生，浙江永嘉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开拓者和重要的奠基者。长期担任中国法学会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致力于刑事诉讼法学、证据法学、中国司法制度史和国际刑事人权法的研究。在七十多年学术生涯中，为培养法学人才，发展诉讼法学特别是刑事诉讼法学，改革和健全中国刑事司法制度，加强刑事司法人权保障，开展国内外诉讼法学交流等，做出重要贡献。
整理者简介
陈夏红
甘肃岷县人，法学博士。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破产法与企业重组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编审、编辑部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破产法修改起草组成员。国际破产协会（INSOL）、欧洲破产协会（INSOL Europe）、美国破产学会（ABI）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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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转自中国法律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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